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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企业经营绩效大分化要素驱动还是全要素驱动

摘 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在进入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新阶段.企业经营绩效受到较大冲击,出现普遍性下滑及大分化现象.一部分企业的经营绩效呈现“断崖式”下降,另一部分企业却能抵御宏观经济下行的冲击,实现经营绩效的“逆势上扬”.现有文献仅从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质量能力等角度分析企业经营绩效大分化现象.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来源于要素驱动或全要素驱动,作为经济增长微观体现的企业经营绩效的差异是否由要素驱动和全要素驱动的不同所导致?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30多年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要素投入,在新常态下,要素投入的作用效果如何?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企业一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从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视角对经营绩效大分化的现象进行了解释.实证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营绩效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221,而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表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经营绩效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文章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尊重市场,淘汰无效率的要素驱动型企业;二是建立企业走向全要素发展的政策体系,促使企业由要素驱动向全要素驱动转型.

关键词:要素驱动;全要素驱动;新常态;经营绩效

一、引言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正在进入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新阶段,经济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企业也由此受到较大冲击,经营绩效出现普遍性下滑.2015年企业平均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10年的12.6%回落至6.0%,下降了51.5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下降更为明显,由2010年的49.4%下降至-2.3%.和此同时,企业经营绩效呈现出明显的大分化现象,一部分企业受到较大冲击.经营绩效呈现“断崖式”下滑;另一部分企业却仍旧能够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经营绩效实现“逆势上扬”.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类企业在相同的经济环境下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增长?如何才能驱动企业经营绩效尽快地由“断崖式”下滑向“逆势上扬”转变?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具有两种驱动力,一种驱动力来源于“要素”的投入,即就业增长、教育水平提升以及物质资本(机器、建筑、道路等)积累;一种驱动力来源于“效率”的改善,即管理水平提升、经济政策支持以及长期知识积累.在早期的研究中,以Lewis(1954)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要素投入,即经济体提升储蓄率和积累物质资本的过程.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要素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率的差异,而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对经济增长率的大部分差异做出很好的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Easterly and Levine,2001).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30多年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的结果,而非全要素驱动的结果(Krugman,1999;Young,1995;刘国光、李京文,2001;郭金龙,2000;吴敬琏,2005;林毅夫、苏剑,2007;等).长此以往,必将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资源在投入到一定程度后难以再有显著的提高,二是资源的使用效率将面临报酬递减问题.而根据测算,新常态下我国的资本形成已达到极限(杨汝岱,2015),形成率由2011年的峰值稳步下降至2014年的46.7%;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吴敬琏,2015),适龄人口比重自2010年开始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抚养比自2010年开始出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分别达到73.45%和36.2%.传统的依托于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持,经济增长必须由要素驱动转向全要素驱动.那么,作为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企业在现阶段所呈现的大分化特点是否也是由于要素驱动和全要素驱动的差异所导致的呢?

现有关于经营绩效大分化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首先,学者们仅从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质量能力等角度分析企业经营绩效的大分化,存在遺漏变量的可能.其次,现有研究大多使用全国(或省级)的宏观数据,无法反映中国经济多层次的复杂现状(涂正革、肖耿,2005).而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也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时间的滞后性,数据普遍存在4-8年的时间滞后,导致实证研究难以追踪经济活动的最新变化,对研究结论的时效性和政策价值产生影响;二是统计的误差性,数据并非来自人企调查,在收集过程中容易出现“统计误差”;一些关键性指标需要进行重新整合和计算,在过程中容易出现“二次误差”(聂辉华等,2012),对研究结论产生一定影响.基于此,为更好地研究新常态下企业经营绩效大分化的原因,本文作者所在的武汉大学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开展了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该调查是新常态下我国内容最为全面的企业调查,也是首个来自发展中大国的“企业一员工匹配调查”.全部数据均以完全深入企业现场的调查方式获得,最终共计获取570家企业、4794名员工的有效样本,完整收集了2013年和2014年企业经营绩效、要素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信息.基于一手调查的企业数据避免了宏观数据的加总谬误、微观数据的统计误差以及整合过程中的二次误差,能够对经营绩效大分化的现象进行实证性的检验.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对经营绩效大分化的原因以及全要素驱动理论进行了梳理;第三部分为模型构建,介绍了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要素指标和经营绩效指标的选取、计量模型的设定等问题;第四部分是数据说明,介绍了调查数据的来源以及主要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第五部分是回归分析,分析了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分组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企业经营绩效大分化的原因

现有文献主要从产业结构转型、比较优势趋减、市场需求下降等外部原因探析新常态下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Acemoglu and Guerrier(2008)建立的非平衡经济增长模型对产业结构转型进行了解释.随着我国制造业份额趋于饱和,大量资源开始由制造业转移至服务业,导致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的减速,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巨大冲击,反映出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规律(李扬、张晓晶,2015).Gerashchenko(1952)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模型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依靠低廉成本的优势,通过引进技术来加速技术变迁.随着经济开放程度加深,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以及劳动力成本差异正在减小,比较优势趋于衰减,必不可免地带来了企业经营绩效的下降(佟家栋、李连庆,2014).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再工业化”政策抑制了外部市场需求,削弱了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张占斌、周跃辉,2015).

常态论文范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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