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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发出抗日呼声的国民党要员李仲公

“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日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公然歪曲、篡改历史,为侵占和分割我中国东北制造理论根据.当时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以民族大义为重,拍案而起,理直气壮地对日伪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令人感奋不已.他们的著述作为抗日救国斗争的一种形式,对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之野心,唤醒民众,救亡图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仲公是一位由贵州山乡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他早年肄业于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1913年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担任《中华杂志》撰述、《国风日报》编辑,并与李大钊等人发起创办《晨钟报》,为民国初年资深报人.参加“护国”、“护法”运动,1924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东征时期出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北伐时期,担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革命司令部秘书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任交通部次长、国军“编遣会议”秘书处主任等职,系国民党军政要员中有名的“秀才”.

1926年2月,李仲公受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委派,*潮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与英日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拒绝将原监督马文车武力收回的50里内常关各口交出,查办日舰乾坤丸水兵迫害车夫案,收回英侨主办的南强中学教育权,其爱国行动大长国人志气.1931年夏,李仲公出任上海招商局总办,主张招商局收归国有,着手登记盛宣怀、李鸿章家族的股票,准备没收来建立中国航空公司,下令停止登记,改为官商合办.李仲公意图破灭,愤而辞去交通部次长及所兼各职调任安徽省教育厅长,李仲公称病不就,回苏州“休养”.

由于李仲公留学过日本,又与日本政府特使交过手,深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及其“强盗理论”.他通过北伐战争与周恩来等人的接触,认识是一个组织民众、团结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卖国军阀不可低估的力量,而他则是一位始终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民族危亡关头,李仲公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拍案而起.1931年7月,时值李仲公胞弟、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在黄埔军校加入、后又留学苏联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的李侠公由苏联回国,匿居苏州.兄弟俩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之祸临近,及国民政府不顾外患,一心剿共内战,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于是,兄弟俩起草了一份对内(联共)、对外(联苏)的“方案”,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救国,以李仲公曾为交谊甚厚的幕僚身份,将“方案”由苏州寄呈.同时,针对日本朝日新闻社散布的《满蒙诸问题》,制造侵占我国领土满蒙“有理”的理论,兄弟俩共同译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送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付印.书稿草版排出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遭受侵华日军“一二八”战火停业,书稿草版另交南京印刷公司重新排印,于1932年4月才得以出版发行(李侠公匿居苏州时,由于国民政府对李侠公的“通缉令”没有撤销,兄弟俩共同译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只得由李仲公一人署名出版).“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22日,分别向全国及党内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延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据李仲公先生晚年回忆:1932年2月的一天,他接到邀至“南京一谈”的来信,随即由苏州赴南京与蒋面谈.说:“你拟的方案我已细阅,意见很对”,“不过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去同汪先生(汪精卫,时为行政院长)谈谈,看他的意见怎样?明天再来决定.”李仲公辞蒋以后,当晚即面见汪精卫,具告见蒋经过,汪精卫对李仲公说:“这是我的一贯主张,介石即采纳你的意见,我完全赞同,他放手去做好了等”

次日,李仲公再次面见,把昨晚见汪的情况及汪的意见转告.蒋说:“好!就决定这样做吧,仍请你做秘书长,几天后随我上庐山去准备进行.你可多请几位大学教授到秘书处去帮忙,你的兄弟李侠公既然从莫斯科回来,也可以约他相助.”此时,李仲公满心欢喜地认为蒋有悔祸自全之心,他对蒋说过“如果再打共而不抗日,不但有亡国的危险,你的政治生命将险于毁灭”的话真的打动了.到了第二天夜晚,又约见李仲公,告知“事是可以这样做的.不过,这样做,岂不是我过去都做错了吗?而且包围我的人太多,还是照着原来的做法去做好了.你就组织秘书处,照我的意思随我上庐山去好了.”李深知蒋的性格,只要蒋作了最后的决定,是不容人再进言的.李失望地对蒋说:“我看旧路是绝对走不通的,我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你.既然不用我的建议,我随你去也无可效力,请允许我回家侍老母!”蒋随即说:“好!那么,就请你做立法委员并帮我办禁烟的事吧.”

李仲公鼓动蒋联共抗日意图失败后回到苏州,专心地校订《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以作为唤起民众的呼声.李仲公为国民党内首先提出“联共联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第一人,译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成为抗日先声.《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翻译了日本朝日新闻社编著的《满蒙诸问题》,即:满蒙的地位与重大性、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满蒙铁道、我国满蒙铁道利权、满蒙经济的本体——满铁王国、满铁及满蒙政策的危机、中国满蒙铁道政策、结论,共八章二十六节;译者驳议有4个部分:即(一)“帝国主义的日本”之肯定;(二)掩护在马尔萨斯主义下的所谓“人口与粮食问题”;(三)拆穿所谓“特殊地位内容”的“事实关系”的真象;(四)架在血刃上的“法理”;(五)总结.并高呼:“我们应该警惕日本帝国主义已至和我不能并存的最后日期,唯一有效的努力在团结全国力量,实行‘以力还力’的奋斗,一切‘兄弟阋墙’式的斗争都应站在反日帝国主义旗帜之下化为一致御侮的敌忾同仇”.见到该书后,斥责李仲公不应以国民党政府要员的身份与他公开唱反调,令中统特务给李警告.从此,李仲公被安排去担任禁烟委员会常委、立法院立法委员,淡出国民党核心圈.

李仲公译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已由其女、德籍华人李幼华女士由德国寄回贵州,这件珍贵的黔人著作得以在贵州重现.

(作者单位:贵阳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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